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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判中心主义及其改革路径

  发布时间:2015-12-11 10:39:04


论审判中心主义及其改革路径

摘要: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是顺应诉讼规律的应有之义,为了构建该制度,不仅需要广大的办案人员要厘清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更需要包括从诸如增强司法裁判的终局意识、突显庭审实质化、扩大检察机关的裁量权、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完善庭前会议等制度方面入手推动该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构造、改革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该决定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公、检、法、司等机关的讨论,可谓是仁者见仁。笔者认为,要保障该制度的顺利推进,需要厘清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

  陈光中教授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针对在实践中存在的侦查中心主义提出来的,具体内涵包括:一、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公诉案件的刑事诉讼分为互相联系、先后衔接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大阶段。其中,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说明审判在实现刑事诉讼的惩罚犯罪任务方面具有结局性的作用,而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活动,均是围绕着审判为中心的;二、在审判中,庭审(开庭审理)成为决定环节。在庭审中,刑事诉讼各项基本原则,如公开、辩护等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得到最有效的行使[参考文献

[1] 陈光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几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1日][1]。

  樊崇义教授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审判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因为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认定只有是审判阶段才能完成的;第二,一审是整个审判体系的中心。一审承担着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证据的采信,“理想的中心主义应当是一审中心主义”[[2] 沈德咏.论疑罪从无[J].中国法学 2013年第5期][2];第三,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审判是确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的关键环节[[3] 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州法学.2015年1月第1期][3]。

  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也可称作是审判中心主义,通常是指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将刑事审判阶段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地位,侦查、审查起诉等审前程序则被视为开启审判程序的准备阶段;只有在审判程序中,各诉讼参与人的正当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维护和尊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才能到最终确定。以审判为中心取代刑事诉讼活动长期以来信奉的以侦查为中心的“侦查中心主义”、审理方式上的庭外阅卷的“卷宗中心主义”和在证据出示上的“书面言词中心主义”,这种状况造成部分刑事案件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冤假错案发生的缘由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强调以下几点:一、完善公检法三机关的工作关系;二、充分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三、改革控辩关系,实现控辩平等;四、凸显庭审在定罪量刑方面的决定作用;五、加强证据制度建设等方面。

  当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总的是要求办案人员从侦查环节始,就必须依法、客观、全面采集、固定证据,确保进入庭审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以审判为中心的调查、举证、质证、辩论。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带病”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确保案件质量,进而提高诉讼效率。

  二、推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意义

 (一)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

  司法公正作为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目的应用之义,司法公正即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说包含二个方面:一实体公正,即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和实体法的正确运用,具体是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来正确适用法律,否则,就会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二程序公正,即在诉讼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获得辩护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举证权等,从而突现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让诉讼参与人真正地感受到地位的平等及法律对自身权利的保障。

  而以加强审判为中心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就是突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具体体现,就是指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答辩在法庭、裁判结界形成在法庭、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直接言辞审理原则,按司法规律办事,维护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要清醒的认识到法院的审理不是走形式,而是追诉犯罪的决定环节和最终结果。同时,刑事诉讼任务的阶段性、价值目的、庭审的中立性、终局性、直接性决定了诉讼中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及审判的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把审判定位于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才能把据以作出的裁判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是优化公检法三机关关系,建构科学、合理诉讼结构的需要。

  科学、合理的诉讼结构布局中公检法三机关是形成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法院位于顶角的位置,控辩双方分别位于三角形的两个底端,面在实践中,我国的刑事侦诉模式却是呈现侦查、起诉、审判的线型结构模式,作为居中裁判的法院并未置于诉讼的中心位置,根据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分别享有侦查、起诉、审判的权利,具体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是却不存在司法权对侦查权、起诉权的严格制约关系,由此形成的结果即是,侦查机关采取的诸如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不受法院的任何审查,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引起审判程序启动的当然效力,法院无权对此直接加以否定,法院也只是顺理成章的完成赋予的任务而已,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即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侦查机关的权力膨胀,法院的审判权威丧失,纵观近年出现的冤假错案无不与这种诉讼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突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地位是对诉讼规律中司法权的理性复位,是保障庭审质量的需要,也只有坚持以审判为中心, 将所有与案件无关的、非法取得的证据才能排除在庭审之外,司法公正才有可信可言,而这样的诉讼结构方是科学、合理的。

 (三)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有利于落实对侦查权、起诉权的监督

 由我国刑事诉讼的阶段论可知,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流水线的特征,因此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在工作中要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但在现实中却出现的是三机关的“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就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公安侦查工作的成效实际上对检法两家的工作形成了制约,而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安的侦查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法院的审判权,因此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就是要加强对侦查权、起诉权的监督,使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由侦查中心转移到审判中心上来,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规则,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完善法庭证据规则,加强律师辩护和法官的居中地位来达到控辩的平等对抗,使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这样才能促使侦查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按照庭审证据认定规则,进而提升侦查机关的侦破能力和水平,提高证据质量,并能够较好的引导整个侦查、起诉活动,以便客观、公正的查明案情,同时作为检察机关也应当依据庭审的证据规则,以理性的视角,从应对法庭审判和辩护质疑,有针对在审查起诉时严密把关,提高公诉质量,从而有针对性的间接引导侦查人员依法、规范、高效办案,进一步从根本上严格证据标准,落实证据规则,确保案件质量,从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

 (一)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以实现庭审的实质化为根本

  以审判为中心关键在于以庭审为中心,要充分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突现庭审作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严格按照刑事司法规律让审理在庭审中完成。贯彻让审理者裁判原则,直接言辞原则,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要以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为依据,未经法庭质证的任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定罪量刑的依据;第二、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享有与公诉人对应的权利,实现控辩平等,被告人不是庭审的客体而是诉讼的主体,法律基于平衡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而赋予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辩护律师享有与控方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对应的权利,因此要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中的程序性的权利,禁止发问上的不平等,尊重被告人及辩护人辩解,体现被告人的主体地位;第三、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庭审实质化不仅是指这庭审程序应当充分进行而且还指诉讼当事人要尊重法院作出裁判的终局性与公信力。做到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出示在法庭、指控辩护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真正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破除庭审形式化,努力做到控辩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罪责刑相适应、疑罪从无等刑法的基本原则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中,进而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实现庭审实质化;第四、做好证人的出庭工作。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该条可知法院对于证人、鉴定人的出庭表述的是“法院认为”,“强调出庭作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证人出庭可以切断法官对案卷材料的依赖,促进法庭审判由“由虚到实” [[4] 何家弘.从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良[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2月][4]。所以现行的法律规定过于主观性,操作性不强,无法使该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可以完善包括证人、鉴定人出庭案件的范围(比如关键证人出庭应当出庭)、人身财产权利保护、经济补偿及不出庭书面证言、鉴定意见失效等制度; 第五、强化合议庭成员责任,提高当庭宣判率。《决定》指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建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可知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是推动办案人员负责制,然而现实中,对于合议案件在具体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除主审法官“唱独角戏”外,其他合议庭成员几乎不发言,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对于庭后的评议案年件时,由主审法官先就案件的事实定性及量刑进行发言,其它合议庭成员也是几乎一边倒的同意主审法官的意见,对于庭审中那些未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则不表态,在评议笔录就直接签名了事,由此使得用合议之名,行独任之实,合议庭其它成员形同虚设。另外对于那些案件事实清楚,是非责任界限明确的案件,合议庭评议意见一致的案件,也很少当庭宣判,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说没有当庭宣判这一提法,究其原因,绝大多数案件是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这样导致当庭宣判率低,评议也只是形式,因此为了突现庭审的实质地位,笔者认为可以在现有的司法框架内细化对办案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和考核机制,使广大办案人员树立一种权责相统一的执法理念,同时,为了减少外界因素的干扰,对于那些经过庭审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合议庭或独任法官要大胆的使用当庭宣判,从而突显庭审的实质地位。

  (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提高质量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

  以审判为中心,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但对诉讼资源和时间有较高的要求,这必然会影响诉讼效率,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程序正义,有必要对刑事案件进行科学分流,构建多元化的案件处理模式,当然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应有之义,这就相应的要求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强化其审前调节功能,为此需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完善;第一、除需要重视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审查之外,还要求在审查方式上由书面审查到亲历审查,在审查范围上由在卷证据审查到全案证据审查,另外,在证据的审理查明上,要注重以证据的合法性为突破口,深入审查排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证据,同时,随着诉讼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对于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须转变观念,加以实现由传统“由供到证”的证据采集标准转变,弱化口供的依赖,更加重视侦查活动以客观证据为核心;第二,庭审的实质化使得庭审活动变得更具不确定性和对抗的激烈性,因此要求公诉人员,一方面要加强自己对证据的认定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庭审应变和问讯能力,切实履行好追诉活动。

 (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决定》提出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该规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是指在庭审中认定的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对案件的事实的认定具有独一性;案件的事实必须有证据加以支撑;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需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如此,这样的裁判才具有说服力,也才具有权威性。证据裁判规则旨在突出:一、控辩平等,诉讼中控辩平等不仅是地位、手段而且指机会均等,特别是诉讼参与人应享有发表自己观点、看法、主张、意见的权利,同时法律要给以这些活动的实现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二、直接言辞原则,具体是指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以口头形式向法庭提出,调查须以控辩双方口头辩论、质证进行[[5]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4、257][5];三、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作为杜绝非法证据进入庭有效规则,“在20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有一项调查表明,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这》生效后的第一年,全国刑讯逼供案的数量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87%”[[6]刑讯逼供案件去年下降了87%[N].新京报.2013年6月27日][6],但与此同时对于刑讯逼案却还时有发生,因此落实排除非法证据仍具有长期性和紧迫性;四、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疑罪从无原则的内容,如在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中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由法院依法作出无罪判决,但在实践中,这一原则贯彻的并不彻底,如对某个被告人宣告无罪或不起诉后,而当证明该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重新出现后,办案机关仍然是可以重新进行追究的。因此为了维护司法权的稳定性和公信力,有学者就主张在刑事诉讼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制度,从而使刑事追诉和审判程序及时终结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安定性。

 (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完善庭前会议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4款规定:“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此种规定有利于明确庭审重点,也便于法官把握庭审重点,促进庭审实质化、提高审判质量[[7] 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审前会议制度探析[J].中国刑事法学杂志.2013年第3期][7],但是法律只是规定写入笔录,而并没有明确其法律效力,同时庭前会议若在刑事审判中大量适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变相为审判的必经程序,必然会增加审判负担,冲击审判权威,从而降低审判效率,因此一方面对于庭前会议“对于程序性争议问题,当事人双方在庭前会议上达成合议后,应当制作合意书,合意书一经签名或盖章即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一种证据”[[8] 同[3]][8];另一方面,对于庭前会议可能会被滥用反而影响诉讼效率的情形,笔者认为可以在法律在规定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类型即对那些社会影响大,案情复杂、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这样便于归纳控辩矛盾的争议点,从而提升庭审控辩双方对抗的针对性,突现庭审的实质作用,提高诉讼效率,而对于那些案情简单、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则不需要适用庭前会议。

  当然,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改革是项复杂的工程,“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诉讼构造,重新配置司法职权,另外也要求切断那些客观上侵蚀以审判为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9] 陈卫东.以审判为心推动诉讼制度改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31日第A05版][9]。同时还需要是我们的广大办案人员理应树立一种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并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审判为中心这一大的原则,也只有此才能够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也才能够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保障案件实体公正,进而有效防范冤假错案。

责任编辑:襄城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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